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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感知的事物与概念及其意指之间产生联结的过程即是表征。华特迪士尼公司百年历史中，除了通过塑造“公主”“超级英雄”等系列形象的视听作品占领全球文化市场，其打造的动物主题电影更是因老少咸宜而深入人心，而对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及其全球传播的研究还鲜少受到中国传播学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了百年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及其动物观表征的历时演变进程，探究迪士尼文化产品实现全球传播的价值工具。研究发现，迪士尼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生产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动物主题电影，其动物观表征与全球生态思潮的历史发展交相呼应，这成为其文化产品具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但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代表，迪士尼不再紧随环境正义等更为国际主义的生态思潮，且对数字技术手段过分依赖，其动物主题电影陷入到表征的双重陷阱中。生态思想价值工具失灵使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在21世纪的全球传播失去了引领动力。

　　相较于公主、超级英雄等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形象，对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及其表征的研究还鲜少得到传播学者的关注。其实，动物作为华特·迪士尼本人创作的首个动画形象，在奠定其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文化产品方面极具重要性。动物一直是迪士尼全球文化产品中的主角。20世纪40年代，以大象为主角的影片《小飞象》（Dumbo）就在二战期间创造了迪士尼的票房奇迹，并获得了第14届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第2届戛纳最佳动画设计奖。这一成功也开启了迪士尼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创作模式，在百年历史中创作出《小鹿斑比》、《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疯狂动物城》（Zootopia）等风靡全球的作品。但是，即便是70年代后日益活跃的生态批评研究也较少将目光投注到文学作品之外的文本进行研究，导致迪士尼动物主角电影如此具有全球影响力，却缺少对其动物观对其全球传播影响的分析。

　　人类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想观念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不论是道家伦理，还是“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都不乏保护动物的传统观念。而西方文化不论是在圣经还是其他经典文本中，动物都是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以确保人类主体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东西方在人与动物的关系方面观念相对接近，尤其是生态思潮的全球传播为这种观念的交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今令人惶恐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不断反省自己对于自然所犯下的错误，其中的焦点便是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伦理观的批判，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位置进行了重新评估（冯雷，2010）。在该意义上，动物观也是现代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生态思潮的阶段性发展为依据，概括分析迪士尼动画电影的动物形象，对其符号特点、动物观及其与生态思潮的关联予以分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非纪录片类型的动画电影，即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官网（WDAS）提供的官方影片数据为主要来源，以皮克斯以及华特迪士尼影业官网为拓展来源，我们搜集了1940年至2023年迪士尼公司制作的以动物为主角的所有动画电影。根据王东和张芮祎（2014）对迪士尼动画片“主角”的定义，我们将选择的标准定为：（1）电影主角的外貌有明显的动物特征；（2）动物主角推动了故事主要情节的矛盾、高潮与焦点的生发，是影片主题思想的重要体现者。依此为标准，迪士尼在1940-2023年间共拍摄了65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几乎每年都有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面世。结合影片的全球知名度、获奖情况、收视率等数据，我们共筛选出其中22部影片为分析样本。

　　迪士尼创始人瓦尔特·迪士尼对这一创作手段极为强调。布里曼研究发现，迪士尼要求每一位设计者在绘画桌上都贴上“一定要可爱！”的标签，以提醒他们迪士尼的创作风格（Bryman，1999）。这一类迪士尼动物形象的衍生品如毛绒玩具、服饰等在全球流行文化市场也极受欢迎。批判动物研究学者对商业化导向下的幼齿感动物形象生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早期迪士尼热衷塑造宠物化且方便商业化传播的哺乳动物形象，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等被动物社会学划为底层的动物类型很少涉及，因此捕鱼之类的“捕猎”行为被高度合理化与自然化（Stanton, 2019）。幼齿感动物形象的偏好无疑是以人类的认知偏好代替动物的存在价值，并强化了如亚里士多德的生物阶梯论的等级划分，体现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观。

　　狗在西方世界的象征意义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热爱狩猎和斗兽的欧洲贵族和中产阶级便流行饲养猫和狗等宠物，并以此作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它们也代表着家庭完整、幸福、忠诚的状态（Thomas，1991：113-114）。随着战后对家庭繁荣和亲密关系的高度强调，脱离荒野的“宠物化”动物成为人类家庭主义价值观的象征。1958年拍摄的《老黄狗》（Old Yeller）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阶段迪士尼的动物观。在这部电影中，一条老黄狗无意闯入人类家庭，与人类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但却因保护主人在和狼打斗时患上了狂犬病。主人经过痛苦的抉择最终开枪将其打死。在这部影片中，虽然“老黄狗”与人类发生了“情感邂逅”，但是其存在价值仍然在于保护人类的家庭完整。家庭主义与情感疗愈是这一时期迪士尼动物观的核心。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年轻人在激进的反文化思想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浪潮影响下，开始反抗传统的价值观与文化表达方式，包括家庭主义观念。迪士尼天真幼齿的卡通动物形象遭到了“反叛的一代”的调侃和批评。面对文化市场的新一代受众，迪士尼顺应彼时欧洲艺术电影的先锋电影潮流，加入到以强盗片为突破口的“新好莱坞运动”（New Hollywood Movement）序列之中（孙建业，2020)。1973年，以动物为主角的强盗片《罗宾汉》（Robin Hood）横空出世。它不仅是迪士尼电影史上第一部没有人类形象出现的动画片，也是首部完全以野生动物隐喻人类社会的迪士尼电影，因而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熊在西方民间文化想象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原始力量、智慧和母爱的化身，还代表了非人类的力量在不同世界之间的转化与调节，是跨越人神边界的“领域中介”（domain intermediary）（Black，1998）。迪士尼电影中的熊也是自然野性和精神通灵的双重代表。如在《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中，老熊布鲁追求惬意自由、知足常乐的自然智慧，在森林中吟唱，“你要试着彻底的放松，哦天哪这才叫生活……不必每天每夜自寻烦恼……”。这一表达与这一历史阶段激进绿色主义者提倡的自愿简朴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有学者认为，这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价值观的重要转向，也是对美国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大力支持，即将对懒惰相关的耻辱和贫穷的批评转化为同样具有社会价值的休闲模式（Whitney，2016：114）。

　　可见，世纪交替之际，“迫在眉睫的毁灭感”让迪士尼用“水世界中无限流动的痛苦”（Bachelard，1983：6）描绘了现代人类对于环境危机的负罪感。与《小鹿斑比》等电影中尽可能置入历史现实的表征方式不同，热带异域环境中的自然与现实生活被刻意疏离。迪士尼将人类对美好的自然世界的幻想投射在“具有令人瞠目的美”的深海中，但是这种美好却只存在于隔离在异域中的自然中，结果造成了现实的“迪士尼效应”。它不仅没有激发人类更多的生态反省，反而吸引人类将侵占自然的目光又投向了深海。《海底总动员》上映后，超过100万条小丑鱼被大量捕捞贩卖给声称喜爱该片的儿童，菲律宾和泰国部分地区的小丑鱼甚至因此灭绝。迪士尼电影对异域化自然浪漫化、平面化的描述，反而强烈刺激了观众选择热带宠物、占有自然世界的欲望（Staton，2019）。这一现象在迪士尼历史上并非孤例。《101只斑点狗》上映后也导致了“1001只达尔马提亚幼犬”被人领养又遗弃，动物福利组织不得不跟随着电影的发行对被遗弃的斑点狗进行长期的救援（Garner，1996）。因此，环境批评学者认为迪士尼持续制造异域的浪漫感和诱惑感，实际上造成观众从精神和现实上双重地“占有”了动物（Staton，2019；Whitley，2016）。

　　在中世纪欧洲神学教义的影响下，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是西方世界认知自然的长久观念。“造物主的精妙设计和分配”表示世界上一切生物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需求（Thomas，1991：17-18）。在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下，早期迪士尼动物电影中动物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其可被“宠物化”。二战后西方社会处于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出现了追求“亲密家庭”（close-knit families）的新型家庭结构与社会观念（Wills，2007：20-24），以及兴起了以狩猎、垂钓等荒野体验为代表的户外休闲风向。因此，对动物的宠物化塑造服务于人类对战后回归正常家庭生活的情感需要。它也掩盖了迪士尼电影具有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观的文化基因这一历史事实。正如段义孚（Tuan，1984：88）所言，人类将动物当作宠物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我们对其充满了爱意，而另一方面其价值又在于是否能让人愉悦，以及是否养起来很方便。动物作为激发人类情感的重要主体对象，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外化的“象征物”。

　　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冲突指向文化生活领域的“新社会运动”，带来了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将“环境运动”首次推向大众，让人们关注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生态环境代价。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荒野哲学、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动物解放论（animal liberation theor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观声量日涨。生态主义（ecologism）作为一种思潮迅速向欧美各国扩展，各类群众性环境抗议运动和NGO环境倡议运动应运而生（纪莉，曾益民，2015）。它们都试图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裂痕，达到生态和谐与伦理正义（史凤阁，2021）。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的迪士尼在创作中重点构想了人与动物的关系，试图通过展现人与动物的灵性相通，与彼时社会新兴生态运动产生共振。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迪士尼把“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视为其绿色承诺的一部分（Robinson & Jorgensen，2013）。它更为注重赞美自然世界的生生不息，以及人是自然保护的受益者。

　　在此阶段，迪士尼电影对动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对前一阶段的反思与修正，即“去卡通化”，并通过将其放置到自然与野外环境中，倡导万物有灵等生态平等主义观。但是迪士尼所塑造的这个自然却又是一个去人类化的“自然”，在类人化动物故事中抹去了人类破坏行为的痕迹，比如将动物的荒野生活描述成无污染、无干扰的世外桃源自由栖息的假象。这种叙事的全球流行也制造了一种“有尊严的动物”假象，浪漫化了动物的处境，从而钝化了人类对动物造成实际伤害的感受力。派崔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1995）对此严厉地批评：“迪士尼以其美学手段制造的逃避主义”，是让人们在虚假的生态平等主义幻象中逃避与忘却应该承担的生态保护道义责任。

　　在过度推崇技术主义而导致人类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在价值与意义上双重失落的“人类世”时代，“拟真”电影的文化意义无疑饱受质疑。数字技术让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观不断再现观众眼前，它营造的“普遍溢出的形而上学式的场景”，也让观众陷入无法分实与影像的错觉（周玥，唐正东，2021）。“自然（nature）永远都是我们通过人工（culture）而认识到的自然”，而且“真实在人工中复活，所有的一切都提前死亡并消散”（彼得斯，2020：125）。实际上，越是技术还原主义的表象“真实”越是将客观世界的真实占用得更彻底，连动物的身体都失去了在真实的自然中再生的物质性意义。这样的技术主义路线也再次印证了文化批判学者对迪士尼文化帝国主义的揭露：其本质上象征着美国文化所推崇的技术辛迪加联合体。从百年迪士尼的发展历史回望，这种技术主义方向与人类生态理念进步的背道而驰，也使迪士尼曾经引领的文化价值观陷落。

　　对动物世界的“隐喻式征用”承袭了西方中世纪的文学和神学传统，即以动物的品质作为描述人类类别的依据，甚至认为生物被创造出来的任务便是教导和告诫人类线）。虽然动物在这里被模拟出人的意识和主体性，具有高度的智慧与复杂的性格。但是，动物的“动物性”（animality）却被这种高度隐喻的表征方式“抹消”（effacement）了，其身体、灵魂及其主体性不断被人类价值观占用，沦为了贝克（Baker，2011：175）所指的动物生命的“迪士尼化”。对此，知名批判动物学者阿坎帕拉指出，“再现”永远不可能是透明的（Ralph Acampora，2001）。无论拟人化的本意如何友善，其再现的结果都是用人类经验代替动物经验，导致“动物性”的消泯甚至成为物种主义的同谋（刘彬，2018）。

　　当然，与文学和艺术中使用隐喻作为创作手段一样，电影中使用“隐喻”手段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人类对动物的“隐喻式征用”仅仅被用以模拟人类世界时，这不仅可能带来影像叙事中自然世界的消亡，而且动物性的抹消使动物形象更直接粗暴地服务于宣言人类价值观。对这样的文化产品进行批判，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范式还是文化研究范式都适用，更遑论生态主义。如2016年的影片《疯狂动物城》以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斗争隐喻美国政治社会生态，借助少数动物与多数动物构成的动物世界表达消除偏见、种族融合的美国主义愿景。虽然影片反映的社会议题及其社会启示不可不谓有益，但是这样的动物主题动画电影不仅基本放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创作视角，而且由于故事场景完全置放于美国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生态价值信念和生态正义目标等全球正在发生的集体性自觉无可避免地被排斥在价值观之外，使其最终仍是一个宣扬个体在体制化生活中保持“美国梦”的故事。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的本质。现代西方现代化文明具有非生态性、反生态性的深重弊端。迪士尼的文化帝国主义属性使其虽然可以以生态思潮包装其产品的文化价值，但它的文化产品生产只能置放在资本的逻辑之中，归根结底体现出对待自然的技术理性思维。因此，它既很难与“天人合一”等其他哲学智慧相融，也不能从全球制度性危机层面呈现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即“数百年的西方市场经济、技术理性与财富最大化的现代化长期积累带来的负面后果”（袁祖社，2024）。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的今天，对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对唯物主义自然观下的生态实践的描绘应该是动物主题文化产品关注的先进价值观，但迪士尼并不具备紧随这一思潮的能力，这也将带来其文化产品全球传播影响力的降低。